章含之的第一任丈夫洪君彥

1956年，洪君彦、章含之于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前。

章含之与洪君彦

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猁猁1973)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我不再沉默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1959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

「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